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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自主性、回应社会与中西平衡:燕京大学新闻教育的面向

发布时间: 2019-09-07? 来源:本站原创 作者:admin

  张咏、李金铨认为,“中国的新闻教育是从美国横向移植过来的”,这一论断至少适用于燕大新闻系。(65)在司徒雷登的动议和积极努力下,1924年燕大新闻系成立,聘请白瑞登担任主任,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毕业生聂士芬亦前来任教,燕大新闻系照搬了密苏里大学新闻教育模式。1927年,聂士芬为筹款回到美国,并攻读密苏里新闻学院硕士学位,为复建燕大新闻系做了诸般努力,之后他成为复系后的新闻系主任。再之后的黄宪昭是密苏里新闻学院第一位获得新闻学学士学位的中国人,归国后长期在广州从事记者工作。梁士纯曾求学于美国迪堡大学和芝加哥大学,亦有深厚的“美国背景”。这几位主政燕大新闻系期间,教研模式直接师法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除了专业课程和实务训练上的仿效,燕大新闻系还规定学生必须学习两年英文,以具备对世界尤其是美国“说话的能力”。从办学经费看,1927年,聂士芬返美募款,四处奔波,功不唐捐,“由美国报界募得美金五万余元,作为试办五年的经费”,(66)得益于此笔款项,1929年燕大新闻系起死回生。在民国新闻教育中,“燕京实可推为最优秀者”,(67)很大程度上可归功于来自美国的经验、人才和真金白银。机缘如是,师生普遍希望藉由美式教育成就助力启蒙、进步和救亡图存的报界栋梁。曹百龙在毕业论文《美国新闻教育》中比较燕大新闻系与美国大学新闻系得出,前者在课程设置、学生注册人数、毕业生数量、教师数目等方面全面落后于美国甲组大学新闻系。因之,至于新闻系自身的发展,不过是“计划怎样追上欧美”。(68)

  而如若“追上欧美”,彼时美国新闻教育之状况则须重点关注,以便开拓中国新闻教育的世界眼光。曹百龙在论文中对美国新闻教育之目的、课程修读、学生注册人数、毕业生数目及师资状况,均有较为详细之介绍。曹氏指出,至1940年时,美国“至少有五百四十所以上的大学或专门学校设有新闻学的功课”,按照“地理的分布、毕业的条件、课程的增减、毕业生的位置、教师的数目与资格实习及图书馆的设备”等诸方面因素,将美国新闻院校分为甲乙丙丁四组。而美国新闻教育之目的,在于“学习广泛的基本知识,特别注重社会科学,并做新闻职业上的快乐,以发展社会的意识”,(69)由此观之,燕大新闻教育的发展趋势,与美国新闻教育之目的可谓一脉相承。

  有学者言道,中国的新闻教育初创之时,“对培养新闻记者的目标也比较明确,讲求独立性和全球、全国视野,并且明确新闻教育和新闻学术研究对于培养良好的记者的作用”。(70)而燕大新闻系推行密苏里新闻教育模式,最直接的成效是学生的英文能力和世界眼光。现存160篇毕业论文,有27篇以英文写就,约占1/6。实际上,燕大新闻系极为重视英语教育,1938年刘豁轩还提到新闻系课程“中英文每项仍然至少必修十六学分”,这是为了契合“新闻事业对于文字技能之需要”。(71)最独特的是谢宝珠,这位抗战后供职于《申报》、驰名于上海滩的“记者之花”,一度和陈香梅齐名,她翻译了美国学者约斯特(Casper Yost)1934年出版的《新闻学原理》(The Principles of Journalism)作为自己的毕业论文。在中文论文中,共有10篇以世界新闻事业或宣传研究为主题,包括吴明琨的《爪哇华侨的新闻事业》(1936年)、河南仿真枪案开庭 案件会否出现转机?2019-09-02赵佩珊的《德意日三国新闻事业》(1937年)、王兆荣的《由路透社与海洋社所见之英德两国空战宣传》(1941年)、张福骈的《这次大战初期中英德双方在海战方面的宣传》(1941年)、杨福森的《英国战时宣传》(1943年)、李肇基的《美国的报业》(1946年)、许韬的《日本报业发达史》(1946年)、胡睿思的《美国报纸实况》(1949年)、曹百龙的《美国新闻教育》(1949年),以及前述谭宗文的《国际新闻自由运动》(1945年)。这等英文能力和国际眼光,或许不输于今日中国任何一所一流大学的新闻专业学生。

  但是,“洋腔洋调”能否适应中国国情?张如彦“四问”的最后一问,正是新闻教育何以适应国情?他在论文中指出,中国新闻教育由美国转渡而来,且多为教会学校,教育方针与本国国情多不能适应。他以燕大新闻系早期为例,“在过去,读新闻学系的学生大半是英文的程度好于中文,毕业之后,在英文报馆服务的多于在中文报馆的”,“对本国报业,很少有贡献的机会,”在张看来,此般种种,皆由“新闻教育者对国情未能透彻认识”(72)所致。

  燕大新闻系朝向本土国情的转舵,始自刘豁轩,而真正驶入中式新闻教育的轨道则主要归功于蒋荫恩。1936年,刘豁轩辞去天津《益世报》总经理职务,被梁士纯延邀至燕大新闻系,次年出任系主任。他力主燕大新闻系向两端拓展,一是避免新闻教育的过度职业化、器械化或专门化,要更加贴近报界和社会之需要,二是推动报学研究和教育从“技术化”走向“学术化”。(73)这二者的宗旨,无外乎造就适应中国国情的报人,发展中国本土的新闻学术,以改变中国报界鱼龙混杂、投机专营的混乱局面,借以改造罕有“真正以报业为职业,以服务国家社会为志愿”的现状,摆脱中国大学新闻系“连一本中文书都没有”的窘境。为此,刘豁轩提出两大人才培养目标:一为造就领导的报人,“使能改善报纸现状,提高报纸水准,并以适应将来报业发展之新需要也”(74),即培养报界领袖或今日所谓的有领导力的专业精英;“二为造就适合高尚的职业环境之报人,使其所学切合于报业之需要,将来并有前进发展之能力”,(75)即,他极为强调燕大新闻系“目的是‘造就领导的报人’同‘适合于高尚的职业环境的报人’”。(76)前者为新闻精英教育的最高使命,后者“为其最低之限度”。(77)同时,他引导师资将中国报界实践学术化,把“经验之谈”上升为确切理论,他要求学生也加入学术建设,通过教学互动、理论研讨增益学养,甚至要求学生刊物《燕京新闻》增设学术内容,“燕园是一个研究学术的社会,燕园的报当然应该注重学术”。(78)

  惜乎刘豁轩主政时期正逢抗战全面爆发,教研活动受时局干预、破坏较多,学生规模缩减,他的抱负伸张不易。而他本人对美式教育亦颇为推崇、眷顾,以至于“几乎行文必引美国新闻教育为例”,故其本土化努力大抵是局部的调整和修补。真正做出实质性改变者,当属蒋荫恩。

  蒋荫恩1935年毕业于燕大新闻系,留任教学助理。次年为了“新闻救国”的理想,先至天津《大公报》任编辑,后投奔上海《大公报》担任外事记者,自此辗转于港版、桂林版《大公报》至1941年。1942年,燕大在成都落脚,急聘系主任,32岁的蒋荫恩应召赴任。做了六年国破家亡的乱世记者,他认为过去燕大新闻系的教育严重脱离现实,学生习得的智识和技能于中国现实“无大用处”。1951年,他在带有自我批判性的文章中剖析燕大:“我是学新闻的。当我二十前入燕大读书的时候,那时的新闻学系可以说是彻头彻尾美国化的学系。教员大部分是美国人,少数中国教员也都是不大会说中国话的。当时的新闻系,有‘小密苏里’之称,讲的读的全是美国资本主义那一套新闻理论。”(79)蒋荫恩主政燕大新闻系后,大量延聘本国师资,开设适应中国报界和国情的专业课程,调整课程,精简为十三门新闻专业课;(80)鼓励学生参办实验报纸(《燕京新闻》),投身新闻实践,培养学生的专业抱负、兴趣和伦理,使其“德、智、体、群平均发展”,为国家造就真正有用人才。自此,燕大新闻系的学生西装和长褂皆穿得,心中所系乃报界和家国天下,而不只是成就一口洋腔洋调、出入中国上层社会的名流分子。

  蒋荫恩主政燕大新闻系十年(1948-1949年由张隆栋代理),他明确的教育方针似可概括如下:一是理论与实际相结合,此乃燕大新闻系一贯传统,无须备述;二是中外结合,适应国情、扎根本土与外国经验、世界眼光并行不悖,燕大新闻系要做的是纠偏而非偏废,他本人亦曾于1948-1949年访学密苏里一年;三是精英教育,他认为中国报界缺乏的是“有远见、有魄力、有主张……能负重大责任,有创见及改革能力的领袖人才”,(81)蒋同刘豁轩一样,主张培养“领导的报人”或“领袖的报人”。张彦如在论文中完整表达了蒋荫恩的精英教育观点。师徒二人对其时兴办的各类新闻职业学校、专科学校和训练班——如马星野主持的中央政治学校新闻专修科、国民政府开办的国际宣传训练班颇不看重,认为这样的新闻人才难当启蒙、革命的“领袖报人”之使命。“这样训练出来的人在报馆能担任哪项重要工作,对于报业会有什么重要的贡献和远大的抱负”?(82)当然,蒋荫恩并不反对兴办多样的新闻教育,“再增设若干,亦不嫌多”,只是燕大新闻系务以成就领袖、精英为己任,以医治社会上“无形的病”。

  刘、蒋二人主政燕大新闻系期间,出现了一批专攻本土新闻事业的毕业论文,另有一些关切国际问题而又重返中国实际的论文。前者如殷增芳的《中国广播无线年)、张师贤的《中国印刷史略》(1939年)、余梦燕的《重庆报纸新闻版之分析》(1943年)、林启芳的《三十年来的四川报业》(1944年)、程佳因的《中国通讯社事业之检讨》(1945年)、余理明的《中国战时报业之特色》(1945年)、梅世德的《中国战时后方报业》(1946年)、卢毅的《中国的电信交通与文字改革》(1948年)等。其中,程佳因对当时中国通讯事业分析后指出,中央社在抗战期间“对于国内团结抗敌,以及在国际争取友国与同情,实皆有显著之成功”,(83)但因中央社实力雄厚,享有政府特权,其他通讯社无法与之竞争或相继没落,或苟延残喘。若于抗战后发展中国通讯社,王建议可从政府财政扶植、鼓励资助私人于偏远地区开办通讯社、提高新闻从业人员待遇三方面着手解决;而梅世德的《中国战时后方报业》中,尤为强调了战时后方报业对于宣传战的协助。后者如杨曾庆的《六年来平津泰晤士报对华之言论》(1938年)、张振淮的《中日事变期中同盟通讯社之对华宣传》(1939年)、钱家端的《三年来英美在我国宣传之比较》(1945年)、邹震《开罗会议前后中国国际宣传政策之改变及其成就》(1945年)、赵泽隆的《广播》(1946年)等。大红鹰论坛www499555。如赵泽隆的毕业论文《广播》先介绍世界广播事业之概况,后返回中国广播事业之实际问题,他建议政府取消征收全国收音机执照费、建立全国性广播新闻网、积极开展对广播理论及技术的研究。实际上,赵文是燕大新闻系师生对中国广播的发展提出时代“新问题”的积极回应。从题旨和内容看,以上论文大多体现出强烈的本土关怀,并持以中外融通的眼光和精英主义立场。

  本文基于大量史料尤其是学生毕业论文的清理和分析,讨论了燕大新闻教育构建专业主体性、响应社会变革、平衡中国国情与西方模式之关系等三个重要问题。若将中国新闻学研究和新闻教育的百年进路视为一个整体,那么燕大新闻系的观念探索和实践努力理应成为今日创造性传承的宝贵精神遗产。譬如燕大新闻系在课程建设、实务训练、通识与跨学科教育、专业精神与伦理养成、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对业界和社会的响应、扎根中国与面向世界的贯通等领域的作为,于今仍有启迪。当然,燕大新闻系开办期间正值乱多治少的动荡年代,前述诸多理念和做法未必全然落实,故不宜也不必放大其历史价值。但是,乱世变局之下的艰苦经营,已然可贵至极,堪为后世师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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